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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陈独秀是否对加入国民党仍旧心怀疑虑，他几乎马上就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颇能反映此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特点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陈独秀很快接受了马林的说法，开始公开宣传说：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

“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斗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

他并且承认：“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 

然而，宣传归宣传，这并不等于说陈独秀根本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了。只要看一看他1922年11月前后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对国民党所做的分析，和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任务，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即他并非如我们许多文章所说的，一下子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他当时写道：国民党员百分之七八十是知识分子和小商人，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工人，主要成员都是钻营家和官僚，只有孙中山一人算是真正的革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暂时支持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为的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纠正这个党接近张作霖和日本的错误，“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因为中国工人是共产党的基本依靠力量，而工人运动前景广阔，深受压迫的中国工人甚至会比先进国家的工人更具战斗精神。因此，根据他的归纳，由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宣布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任务，概括起来其实就是：第一，通过对国民党内工人的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摆脱孤立局面，把群众团结到我们周围，一面向帝国主义斗争，一面分化国民党。

真的按照陈独秀的上述方针来指导共产党人，大概是很难适应国共党内合作这一特殊形式的。需要注意的是，陈独秀的这些说法并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批评。不仅如此，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共产国际这段时期有关中国问题的指示，就不难发觉，共产国际其实同样赞成把争取工人群众当作共产党人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即使是在马林1922年8月带回来的那个国际指示当中，也是突出强调要组织劳动群众，建立工会，争取国民党内的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2月5日就中国问题通过的决议，更是明确主张：“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决议对国共合作的问题几乎一句没提。这同共产国际后来的方针有极大的差别。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陈独秀，还是共产国际，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

陈独秀真的打算“二次革命”？

要求中共将主要注意力都用于发展自身，这未免与共产国际刚刚确定的联合战线政策有些矛盾。由于回莫斯科述职的马林坚决反对，一个月之后，即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专门就国共关系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一上来就宣称：“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尽管决议再度重申了共产党人要加紧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的观点，但强调的重点已经明显变化，原来要求共产党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方面，如今则强调，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只是共产党人“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它并且特别提醒中共中央说：由于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共产党需要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共产党应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一面强调民族革命是中心任务，一面要求共产党仍旧要把组织工人当成“重要而特殊的任务”，这无疑给中共中央出了一个难题。

其实，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需要实行联合战线的观点，与陈独秀的看法并无太多矛盾。问题在于，共产党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加紧在革命的过程中为社会革命的目的组织无产阶级，还是全力去帮助资产阶级首先实现民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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